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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09章 江南出现早期手工工场，纺织业分工细化（第2页）

管事应声而去。沈荣踱步到染坊那边，看着工匠们将一匹匹素绢浸入巨大的靛蓝染缸，又捞起挂在晾杆上，色彩均匀鲜亮，点了点头。他又想起昨日去城中“云锦社”（一个由较大机户和商人组成的松散行会）聚会时听到的消息，蜀郡成都那边，也出现了类似的大型工坊，甚至有传言，有些背景深厚的商号，已经开始尝试将生丝收购、络丝牵经、织造染色等更上游的环节也整合控制起来，形成更大的“一条龙”式经营。

“这世道，变得快啊。”沈荣心里感慨。他这种工坊，在官府眼中，大概还属于“匠作”范畴，和那些铁匠铺、木器坊没什么本质区别。但他自己隐隐感觉到，这里面的运作方式，似乎和以前不太一样了。他雇佣的这些工匠，不再是自己拥有生产资料（织机、原料）的独立手工业者，而是凭手艺和劳力换取工钱的“雇工”。他自己，也不再是亲自参与生产的“匠户”，更像是一个组织者、管理者，思考的是市场、订单、成本、利润。这种关系，模糊而又新鲜。

当然，烦恼也随之而来。工坊规模扩大，需要的流动资金剧增，生丝价格时有波动，让他常感压力。雇佣的工人多了，难免有偷懒耍滑、甚至私下夹带丝线的，管理耗费心力。更重要的是，他这种“集中生产”的模式，虽然效率高，但也招致了一些传统小机户的不满，认为他抢了生意，坏了行规，私下有些风言风语。不过，沈荣并不太担心，他的产品质量稳定、交货及时，价格也有竞争力，那些零散机户暂时还构不成威胁。他担心的是，将来会不会有财力更雄厚、背景更深的人，也来做同样的事，那时竞争就激烈了。

他不知道的是，在千里之外的洛阳，关于江南、蜀郡等地出现的这种“数十张织机、雇佣数十人分工劳作”的新现象，已经作为地方经济事务汇报的一部分，悄然摆上了某些官员，甚至太子案头。奏报的措辞谨慎，多描述现象，少做定性。但对于正在学习治国、思考“古今之变”的太子袁谨而言，这却是一个活生生的、不同于史书案例的新情况。

在一次与太子少师崔琰的非正式讨论中，太子曾疑惑地问：“太傅，近日闻听江南有机户聚众数十人，分工织造，其效甚速。此等情形，与古之‘匠户’、‘官营作坊’有何异同？于国于民，利弊若何？”

崔琰沉吟良久，才缓缓答道：“殿下，此乃新象，史书无明确成例可循。古之匠户，多世袭，为官府或贵族役使，人身依附较强。官营作坊，则重在供应宫廷官府，非为市利。今江南此等工坊，主事者多为民间富户商贾，所雇工匠似来去自由，所产货物主要销于市井、行商，其意在牟利。此其一异也。”

“至于利弊，”崔琰继续道，“其利或在于能聚散工之力，提高工效，统一规格，便于大宗交易，或能促进丝货外销，充实国库关税。其弊……老臣一时也难断言。或恐小民机户生计受挤，或恐富商藉此垄断市利，操纵物价。且聚众数十百人于一室，长久以往，管理是否滋生事端，亦需观察。此事关乎百工民生，朝廷宜留心查访，明其究竟，方可斟酌是否需引导或规范。总以不扰民、不伤本业为要。”

太子听了，若有所思。这不再是简单的“重农抑商”教条可以涵盖的了。帝国肌体内部，在永徽盛世的温床里，似乎正滋长着一些新的、未曾命名的活力与可能的挑战。它们静悄悄地发生在水汽氤氲的江南工坊里，发生在账本与织机之间，暂时还未引起朝堂上的激烈争论，但其蕴含的变化力量，已如春蚕食叶，沙沙作响。

沈荣自然不会想到自己的工坊已经进入了帝国未来继承人的视野。他眼下最关心的，是确保“广济号”的订单万无一失，是盘算着下一季生丝的价格走势，是琢磨着是否再引进两台据说效率更高的新式纺车。他推开窗户，望着工坊院落里晾晒的、如云霞般绚烂的各色绸缎，在江南湿润的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。运河上，载满货物的船只正缓缓驶过，桨声欸来。

这绵延的织机声，这流淌的绸缎，这繁忙的运河，共同构成了一幅帝国盛世经济动脉勃勃跳动的生动图景。一种基于雇佣、分工、为市场而生产的新生产关系萌芽，就在这看似寻常的“哐当”声中，在江南湿润的空气里，悄然破土，虽然稚嫩，却指向了未来某种可能的、迥异于过去的经济发展方向。帝国的故事，不仅仅在朝堂的奏对、边疆的烽烟、使节的往来中书写，同样也在这最富庶地区的工坊里，被一寸寸织就。